定档在11月25日。得知传记电影《隐者山河》的上映日期时网上股票配资网站，陈其钢在养病，他一如既往地平静，只回复了导演郭旭锋两个字：“好的。”
另一头，导演郭旭锋心中却有些“悲凉”。后一天也是迪士尼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上映的日期，这部商业巨制的票房号召力如此强劲，而《隐者山河》完全是“商业巨制”的反义词，没有强势IP、品牌联名和大规模宣传，甚至没有投资。
《隐者山河》甚至不像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传记电影，尽管影片的展开完全围绕陈其钢本人——他被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称作“中国当代音乐之王”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。
他青年时期被公派留学，是最早学习西方严肃音乐的中国人之一，后来又在西方世界最瞩目的舞台诠释东方美学。影片没有特意去渲染、凸显陈其钢波澜起伏的半生，反而着重记录他的思绪流动，跟随他重游故地、追忆往事，拍摄他话音落下以后，神色的细微流动，背景里的轻轻叹息。
郭旭锋说，他本意是拍成一部“类似传习录的影片”，记录艺术大家的美学理念、创作心得，供人们学习分享。制作成电影在院线公映，完全是“误打误撞”。
陈其钢只是对镜头平静讲述，却让很多人热泪盈眶。于是他们踊跃地向《隐者山河》介绍发行方，帮忙策划宣传、洽谈活动场地，一步步把影片“抬上”院线。
导演郭旭锋起初惊讶，后来渐渐生出信念。一切都是命运使然。一位传奇作曲家几十年如一日的一意孤行、向内探索，竟然在时下如此击中人心，这足以说明一种时代性的精神共鸣，说明这部影片的意义已然成立。
保持诚实
《隐者山河》定档之前的媒体观影场，还是在已经过去的这个初秋，北京一间不大的私人放映厅。候场时，一位穿着简约的男士在角落坐下，没有说话，直到十几分钟后宣传人员赶来，介绍坐在角落的就是本片导演——郭旭锋。
他看起来有些腼腆，语速缓慢。谈起创作初衷，他几次强调，自己的初心是“严格区分宣传与事实，摒弃任何宣传意味”。郭旭锋以前在电视台工作，太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叙事技巧“去说服观众我的拍摄对象很了不起”。但他没有这么做。相反，他放弃强硬的设计感，不刻意追求镜头语言的技巧、光影电影质感，以期抵达极致的朴素。
郭旭锋说，前者的技巧运用是“一种单方面灌输”，而他希望在影片中与观众的心灵平等交流，因此必须保持影片最自然的状态。郭旭锋希望人们看见一个真实的，而非被神化的人，他有他的伟大，也有他的孤独和痛苦。他希望将这些赤裸地展现出来，把感受和评价的权力交还给观众。
最初邀请陈其钢接受拍摄时，郭旭锋就把自己的这一主张写进了邮件。而陈其钢正是读了这封邮件，对郭旭锋的理念深深认同，最终答应了拍摄。
两人不谋而合，陈其钢也是一个极度诚实的人。他曾说，自己的家庭教育中从来没有思想“禁区”，“说真话就如同吃饭喝水穿衣一样本能”。
因此，陈其钢常常是尖锐的。在《圆桌派》上，他说，自己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坂本龙一，他的作品“不但很少，而且范围比较局限，范围之外的作品有附庸风雅之嫌”。陈其钢从不出席任何颁奖典礼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明白人，却都津津乐道于一群人颁发给另一群人的奖。主办方要求获奖者们将手中的奖杯高高举起拍照，在他看来是一种“有损人格的姿态”。
他的尖锐并非审时度势的，对所有权威，他都一视同仁地锐利。2008年7月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次彩排，奥组委和一众领导前来审查，觉得运动员入场音乐不够雄壮，建议用交响乐。音乐总监陈其钢听了，“一股邪火冒上来”，当即对领导说：“我不接受！两个小时管弦乐，就算能写出来，也是平庸的大路货，恕我不能！”
张艺谋和导演组其他同事听说他火了，赶来你一言我一句地劝说。后来在临时办公室，张艺谋劝他，必须考虑一下领导的意见，不能拒不接受。陈其钢说：“领导又不懂，不懂就不要说话。”而这次争执，也被他如实记录在了自传《悲喜同源》中。
这种源于诚实的尖锐，已成为当下最稀缺的品质之一，它实在太过稀缺，以至于当它出现在人们眼前时，往往被混淆成某种鲁莽。“但正因为陈其钢始终保持诚实，他才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作品。”郭旭锋说。
“我的标准”
决定拍摄陈其钢的纪录片，某种程度上，郭旭锋是想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答案。
开机前，他正独自面对生命的迷茫。大学毕业后，郭旭锋便当了导演，承接各种商业人物宣传片的拍摄工作。谋生之余，他始终希望开启一份真正的事业，留下一些真正具有表达价值的作品。“在生存和发展的夹缝中挣扎前行。”郭旭锋说。
他常常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。大学毕业后，同龄人要么考公考编，要么依赖大机构背书，但郭旭锋对这些主流选择没有任何向往，想去闯荡，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
或许是出于这份迷茫，郭旭锋选择了陈其钢作为拍摄对象——这位在中国艺术界尤其独立和自由的作曲家。陈其钢没有任何社会任职，他屡次拒绝了不少音乐学院的任职邀约，认为学院教育已经形成某些难以打破的套路，而自己“没有条件和能力为学校教育增添一些不同的东西”。
他不愿意被归入任何一种主流的艺术框架。在《隐者山河》中，陈其钢说，对于音乐审美，西方有一个公共标准，中国也有一个公共标准，这两者截然不同，“而我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”。
1977年，陈其钢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，他的同班同学，有谭盾、叶小纲、郭文景等人。“77级作曲系”群星璀璨，后来被视作中国作曲家“梦之队”。1983年，陈其钢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，次年赴法国深造，师从法国音乐大师梅西安，凭借一系列创作在法国严肃音乐界崭露头角。
1998年，应法国国家电台之约，陈其钢为大提琴家马友友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《逝去的时光》。首演当日，观众起立鼓掌，陈其钢被簇拥着上台谢幕。
然而就在第二天上午，出版社老板打来电话，告诉他《世界报》刊登了一篇非常苛刻的乐评，批评《逝去的时光》是一个“廉价粗制的冒牌货”。
前一晚的喜悦荡然无存，陈其钢觉得自己被深深地伤害和侮辱。在那一刻，他忽然发现法国的文艺环境并不似他们声称的“自由和民主”，官方美学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”的压抑与控制，原来如此强势、牢固。
在屋中，他像困兽一样踱步，扪心自问：“我媚俗吗？俗的定义是什么？难道写成他要的样子就不媚俗了吗？为什么我喜欢，你不喜欢，就是你对我错？”
后来，陈其钢在《圆桌派》中说，西方审美推崇结构、理性和克制，而中国审美倚重旋律、情绪、气韵。刚出国，他觉得西方人做什么都是对的，自己的任务就是学习。而《逝去的时光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，让他被迫思考中西文化的不同审美，同时意识到西方艺术理论中保守僵化的一面。
艺术究竟怎么评判？光是迎合外界标准就可以吗？陈其钢在这条路上探索了很久。后来他终于找到答案：究竟什么是最牛的，最终要看“我的标准”。
节目中，窦文涛听罢不解，继续追问：世界上有千万个我，“怎么承认你就是最牛的呢？”
“不需要你承认。”陈其钢说，十分坚决。“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，才能最终获得他应有的生命力。”
向内心，一意孤行
一以贯之“我的标准”，让陈其钢在方方面面落下了一个“轴”的名声。
《隐者山河》中有这样一幕：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座上，陈其钢当众宣布，自己已经取消了原定于当月18日演出的新作品《如戏人生》。原因是首次排练之后，他发现作品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象，其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
他对学生们说：“这就是如戏人生。不要把所有的那些行政的东西看得过重，那些都可以解决，但艺术是梦想，梦想是不可以打破的。”
2023年出版的个人自传《悲喜同源》，陈其钢同样因“我的标准”一度与编辑争执不下。采访中他说，无论编辑如何说他的文字从文法上不合规范，他也尽量不改，因为“在‘正确’与‘我说’之间，我选择‘我说’”。“我必须是陈其钢，即便带着瑕疵也比正确而无趣好。”
有时候，陈其钢把自己的这种性格称作“幼稚”。同样的形容词，也被他用于那首人人皆知的“小歌”《我和你》上，他在采访中说：“这首歌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它是我的梦想，尽管它是幼稚的。”
彼时2008年，很多音乐大咖都对创作奥运歌曲怀有极高的热情，但是首首都在情绪上极其雷同，用总导演张艺谋的话说，“大家都往一条路上走，堵车了”。
陈其钢偏往反方向走，写了一首亲切的怀旧小歌，低声细语地描述了一个纯真的梦想，反而脱颖而出。《我和你》在奥运的历史上就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“小玩意儿”：“人家都那么伟大，它怎么那么渺小？其实它也是一种革命、创新。因为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，就我一个人往小胡同里走。”
陈其钢怀着“渺小而又幼稚”的梦想写成的小歌，后来成了中国人对2008年奥运会的集体记忆之一。时光流逝，每当音乐响起，人们都还会想起当年对“同住地球村”的纯真盼望。
艺术就是坚持我的标准，说来简单，践行不易。《隐者山河》制作中途，郭旭锋一度感到焦躁和挫败。他对系列纪录片的计划本来是“十年十人”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光是陈其钢一人的影片，制作就花费了七年之久。反复修改，漫无尽头，而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似乎一事无成。
做自己是多么艰难。陈其钢对郭旭锋说，这是一个“走两步退一步”的过程。艺术创作也是如此，陈其钢安慰他：“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如果让我介绍经验的话，实干，坚韧不拔的往前走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终于，影片即将上映时，郭旭锋比以往更笃定了。他本想在陈其钢的人生中找到一个标准答案，关于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世界、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后来他发现，这个答案显而易见，就是“走自己的路”。
曾经，老师梅西安告诉陈其钢，一个成功作曲家的定义是“如果将来某一天我听到某个作品，就知道是你写的，作为一位作曲家你就成功了”。陈其钢曾经深信不疑，后来面对现实屡屡碰壁，他开始反思老师当年的话：成功是一个作曲家追求的目标吗？难道做好音乐，是为了成功吗？
成功是人生的目标吗？努力奋斗，是为了成功吗？
《隐者山河》在各大高校放映，不少学生因陈其钢的思想、言行感动流泪。郭旭锋起初有些意外，他后来发现，年轻人的脆弱和迷茫，其实正基于自我意识的觉醒，来自他们对内心感受的关怀。
陈其钢经历过同样的“醒来”和“回归”。而 《隐者山河》这份记录的意义在于，它创造了一条通道，让对这一切感到怀疑的人，在影片中彼此确认、获得勇气，最终消解些许孤独。
本文首发于《南风窗》杂志第25期
作者 |姚远 发自北京
编辑 | 吴擎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阿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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